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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觀點小綜合

3.西方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主要有總統共和制、議會共和制、委員會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等。啟蒙思想家們並沒有專門為資產階級控制國家政權而設計民主制度。但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主要特點是資產階級控制國家政權,形成一個「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的民主秩序和利益優先級。資產階級控制國家政權的途徑主要有四個。 (1)直接控制。資產階級的大財團和大家族等經常派代理人參加競選,競選成功後實現本財團和家族的利益並不斷安插更多勢力。根據《世界當代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楊斌的《美國的壟斷財團與幕後操縱政治》和《美國金融業十大財團概況》等文章整理的資料,杜魯門是摩根財團的政客並與西部財團有密切聯系,艾森豪威爾上台是摩根和洛克菲勒兩大財團爭奪和妥協的結果,肯尼迪來自波士頓財團並得到洛克菲勒財團的支持,約翰遜代表德克薩斯財團,尼克松是由加利福尼亞州財團支持的(第一任還有東部財團的支持),福特、卡特和克林頓均是洛克菲勒財團和摩根財團等東部財團的政治代表,裏根是加利福尼亞財團的政治代表人物並聯合代表德克薩斯財團,布什父子來自德克薩斯財團。肯尼迪遇刺、尼克松的水門事件和克林頓的萊溫斯基醜聞都與背後深刻的財團鬥爭相聯系。布什家族和洛克菲勒家族等大家族所控制的秘密組織「骷髏會」,被稱為」總統之家」,目前已經出過三個總統,兩個最高法院大法官,一個中情局局長和許多國會議院、著名演員、商人。2004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兩個候選人均來自「 骷髏會」。 (2)政治捐款。政治活動的資金主要來自三個方面:財政支出、個人支出和政治捐款。財政支出是極為有限的,而個人支出為直接控制創造了條件,政治捐款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中間還有一大塊灰色地帶。據統計,美國的政治捐款中10%來自合格選民,80%來自商業利益集團。據英國《金融時報》2005年6月15日報道:慷慨的美國政治捐款人長期以來一直有著獲得駐外大使職務的傳統。據美國消費者權利團體公民組織稱,截至2004年8月,布什共任命30位在他2000年或2004年競選中貢獻10萬美元以上捐款的「先鋒」擔任大使。據美國外交人員協會統計,比爾•克林頓與他不相上下,將 30%的大使職務留給了政治捐款人。這一數字屬於中等水平。吉米•卡特表現最好,只有24%。理查德•尼克松的30%略低於約翰•肯尼迪的33%。 1971年6月,前總統尼克松甚至談到:「我的觀點是,任何人想當大使就必須捐出至少25萬美元。」要得到駐外大使的職務要捐10萬美元或25萬美元,要獲得更大的利益當然要更多的捐款。 (3)遊說活動。根據《2004年美國的人權紀錄》整理的資料,在美國,各種公司、利益集團雇傭公關咨詢公司,遊說國會、政府,用金錢影響決策、獲得政府項目合同,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據《華盛頓郵報》和英國《觀察家報》報道,遊說已成為華盛頓發展迅速且收入頗豐的重要行業,目前,登記注冊的從業人員達到3.5萬人,這個龐大的數字和通過選舉產生的美國聯邦官員的比例是60:1,他們每年經手的資金超過20億美元。擁有眾多遊說公司的華盛頓市中心「K街」,被人們稱為「致富之道」和總統、國會、法院之外的「第四大權力」。從1998年至2004 年,說客花費了130億美元來推動實現客戶們的願望。2004年,美國用在遊說聯邦政府、國會上的費用是21億美元,競選總統和國會議員的費用更高達30 億美元。《今日美國報》披露,2000年以來,美國國會議員共有5410次旅行的支出來路不明。國會議員們自2000年以來共接受了1600萬美元的私人資助的旅行。說客搖身變為政客,政客退休做說客,成為權錢交易的「旋轉門」。據報道,自1998年以來,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員成為說客,其中包括 273名前白宮工作人員和250名前國會議員或政府部門首腦。 (4)輿論影響。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媒體主要由資產階級掌握。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2000年,美國的傳媒娛樂業幾乎被新聞集團、美國在線/時代華納集團、沃爾特迪斯尼集團、通用電氣集團和維亞康姆集團五大財團與《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三大報業集團壟斷。而絕大部分媒體主要依靠廣告生存,也為資產階級控制媒體提供了條件。正如《權力的聲音:顛覆美國媒體形象》一文指出,媒體首先是為廣告商的金錢而在市場中存在,在市場的金錢驅動作用下,媒體會自動向政治權力和社會中上層靠攏和認同,成為精英權力的一部分。此外,資產階級還控制著一批學者和相關組織為其代言,例如根據《世界當代史》的資料,有東部財團控制的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布魯金斯學會、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美國大西洋委員會、喬治敦大學國際部問題研究中心、對外政策研究所等;還有得到西部財團支持的胡佛研究所、現代問題研究所、傳統基金會、加利福尼亞國際問題研究所、美國戰略研究學會、世界觀察研究所、洛杉磯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中心、三邊委員會等。 在資本主義經濟基礎上,在資產階級的控制下,民主被極大的扭曲。形式上,每個人都可以參加競選,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喜歡的候選人捐款,每個人都可以對政府進行遊說,而媒體總是宣稱自己代表了人民。但在實質上,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差異造成了現實中的階級性。資本主義選舉實質上是雙重選舉,第一重是資選,第二重才是民選。候選人來自資產階級,造勢階段也要與資產階級合作,資產階級媒體對選民進行信息轟炸。在這種情況下,選舉的效果可想而知。資本主義國家宣揚自己代表全民的利益,實質上卻存在一個民主秩序和利益優先級: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當後者的利益與前者相沖突時一般不會被國家所實現。資本主義下的自由是資本主義秩序下的自由,是以不推翻資本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前提的。《2004年美國的人權紀錄》的資料,一本名為《審查官美國》的文集揭露指出,每當觸及政府高官或大公司的過失,美國強大的新聞審查系統就猛咬一口,使堅持調查的新聞工作者成為最後的犧牲品。 從以上分析也可以看出,認為民主沒有階級性或者民主的階級性體現為只對一個階級民主都是不符合現實的,事實上民主存在一個秩序和優先級問題。認為專政不存在或者只是對另一個階級的鎮壓也都是不准確的,事實上專政就是用和平或非和平的手段維護現行的民主秩序,鎮壓只是一部分。 4.中國民主制度 中國民主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的兩個最大差別就是經濟基礎不同和政黨制度不同。中國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是社會主義經濟,這從根本上保證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的真實性。 中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即(1)由人民選舉人民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國家權力機構;(2)執政黨與參政黨協商產生其他機構的候選人,再提交人民代表大會審議;(3)人民代表大會和其他機構在各自領域內工作,接受人民監督,實現人民的利益。現實中存在的爭議是,(1)人民代表只有縣、不設區的市、市轄區、鄉、民族鄉、鎮的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其他都是間接選舉;(2)人民代表中很大比例是其他機構的官員;(3)很大比例的人民代表履行職能的意識不強,人民代表大會的職能得不到充分激活;(4)執政黨與參政黨的協商過程不公開,而且產生的候選人通常只有一個;(5)監督機制不完善。這些爭議應該就是未來政改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層民主就是村委會、居委會和職工代表大會由民眾自行參選並進行直接選舉。隨著基層民主不斷完善,有人期待能突破基層,逐步向上發展。近年來一些地方的鄉長和鎮長直選,有些被默許,有些則被禁止。事實上這些鄉長和鎮長直選都是違反憲法的。憲法明確規定鄉長、鎮長及以上級別的領導人由同級的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也就是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鄉長、鎮長和縣長以權謀私的現象很嚴重。在未來究竟是修改憲法讓這些職位直選還是加強監督則有待觀察。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不屬於國家民主制度,但是有很大的影響作用。推動鄉、鎮和縣黨委的直選或許意義更大。 我國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即中國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參政。中國共產黨執政可以保證國家的社會主義方向,保證國家的長遠發展和全局發展,充當國家發展的強大後盾。民主黨派參政可以更大程度地實現人民的利益。各民主黨派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和執行。2003年人大換屆後,民主黨派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7人,全國人大常委50 人;省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41人,省級人大常委462人;市級人大常委會副主任352人,市級人大常委2084人;有19人擔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中央國家機關有關部委領導職務;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中,有非中共黨員副省長、副主席、副市長27 人;全國397個市(州、盟、區)人民政府中有354人擔任副市(州、盟、區)長;有19人擔任省級法院副院長和檢察院副檢察長,有87人擔任地市級法院副院長和檢察院副檢察長。有些人總是把中國現在的腐敗問題歸咎於所謂的「一黨專政」。首先,我不知道有哪個一黨專政的國家允許其他黨派如此多地參與政權。其次,解決腐敗關鍵在於監督機制的完善,政黨監督只是監督的一部分,因此腐敗與政黨制度沒有必然聯系。很明顯的兩個例子,第一,毛澤東時期民主黨幾乎停止了活動,仍然能夠保持政府的廉潔,第二,在透明國際2005年的廉潔榜上,158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排在第78位,高於印度和俄羅斯等很多實行多黨競爭制的國家。最後,參政黨的監督未必弱於反對黨的監督。反對黨的監督是一種惡意監督,通過抓執政黨的辮子而迫使其下台。而參政黨的監督是一種善意監督,是為國為民的監督,同時自己也贏得社會的尊重。憲法明確規定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國家禁止成立反對和破壞社會主義的政黨或組織是有法可依的。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一國兩制」制度也是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是為了實現某些特殊群體的自治。台灣某些人認為「一國兩制」會破壞其西方民主制度,其實是庸人自擾或者自欺欺人。實踐證明,「一國兩制」下,除了尚沒有普選,香港的民主自由法治都要比台灣好的多。而普選並非香港回歸前就有的,沒有一屆香港總督是香港普選出來的,因此談不上破壞。何況全國人大目前否決的只是07/08的普選。此外,中央多次明確表示,考慮到台灣的特殊情況情況,給台灣以更高的自治權利。事實上對台灣民主自由破壞最大的正是腐敗無能的陳水扁政府。 5.民主的發展 關於民主程度與經濟的聯系,叢日雲在《當代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有相關研究:向民主的轉變(實際上是指民主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應主要發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在窮國,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國,民主化已經完成。兩者間有一個政治「轉變帶」,在這個特殊發展水平上的國家最容易轉向民主……根據亨廷頓的說法,在戰前,轉變帶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幣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進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在90年代的今天我們大體上可以說,一個國家的GNP 在1000-3000美元間是開始向民主轉變的閾值;當它達到3000-6000美元時,則是完成轉變的閾值。這個閾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領域。如在這個水平以下實現了民主或超出這個水平仍未實現民主的情況,應考慮是其它因素超過了經濟因素在發揮作用。其他因素則包括政治文化和外部因素等。此外,民主不可能孤立的發展,還必須伴隨著自由和法治等的進步。中國台灣省民主制度的混亂很大程度上就是法治的薄弱。 中國民主的發展就是要不斷完善現在的民主制度,而不是推倒了重來。實行西方民主制度不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不符合社會發展趨勢。發展民主的要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防止從社會主義民主退化為西方民主,甚至是非民主制度。 民主是內生的。民主程度由一個國家內部政治生態系統中各種力量相互作用而形成。應該說,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和人民的自治能力是成正比的。因此,發展民主要依靠國內的13億中國人民,而不是整天叫囂要外部勢力的幹涉。不相信13億中國人民,而是依靠反華勢力,充當其走狗,與其說是「民主」不如說是「外主」或者「美主」。要警惕反華勢力利用民主控制中國。美國並非宣揚中的「民主衛士」。利益才是一國外交的目標。曆史上美國扶持過不少非民主政權,例如中國的蔣介石、韓國的樸正熙、李承晚和全鬥煥、越南的吳庭豔、柬埔寨的朗諾、菲律賓的馬科斯、西班牙的佛朗哥、印尼的蘇哈托、9.11前的塔利班和海灣戰爭前的薩達姆等,也顛覆過不少民主政權,例如智利的阿連德政府和危地馬拉的阿本斯政府等。現在美國還在扶植埃及和沙特等非民主政權,顛覆海地的民主政府,制裁哈馬斯民主政府以迫使其下台。 主要參考資料: 《2004年美國的人權紀錄》 《2005年美國的人權紀錄》 《中國的民主政治建設》 《當代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前提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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